图/文:丁海笑
2011年8月22日
阴霾的天空中开始飘起雨,出租车在河滩快速
中缓慢的爬行,车堵的有些安静,只听得见收音机里的DJ用新疆普通话聊天的声音,电台播放的都是让人积极向上的事情,即使前一分钟有个男孩从旁边的二十四层楼上,跳了下去。我在南门下了车,换乘公交到新疆大学
。风吹着我单薄的身体有些冷,校园里弥漫着北方秋天的气味,寥寥无几的学生冷漠的走过,我的人字拖踏在红湖
边显得有些耀眼。这里并没有任何异域的味道,也许对他们来说,我才是一个外来者。
我极度喜爱西北的初秋,在这样干燥又布满阳光的下午,坐在有大窗户的餐厅或是茶馆,读书、闲聊、打尖。可惜没有年轻时那样和我辩论亚里士多德
与孟德斯鸠
的人,也不再有年轻的陪我吃饭、打发无聊的她。时常感叹时光的流逝,寂寞来的悄无声息,像是刚告别灰暗瞑寂的某个长日。我在这里,在乌鲁木齐,而你们呢?
昨日,在旅舍待了一上午,聂哥和我一道发呆,此刻他不再是我的老板,我们同是乌鲁木齐的客人。德国摄影师雷克《最遥远的路》
里我和雷克的合影,是在他的户外店。下午和聂哥一起登山的一对北京情侣搬进了旅舍,男的似乎已过四十岁,女的三十有余。四十岁这个年纪,对登山者来说还不
算老,过于年轻的登山者往往无法负担起昂贵的费用,也没有比征服女人更高的山野欲望。大学的时候我热衷于登山,经常背上帐篷睡袋就钻进无人的旷野中好几
天,下山后一脸疲惫,感觉又回到“现代文明”,种种不适。聂哥感叹道,作一个登山者的妻子并不是一件容易的的事情,手机里一定都会有这样的短讯:“我上山
了。”“平安。”“我下山了。”“平安。”
我们一道去了大巴扎
和二道桥
。这是我前段时间天天晃悠的地方,周围的一切我再熟悉不过,而他们对这里还感到新鲜,山上一个月,也许就像山下一年那么久。“很久没有看到城市的喧嚣了”,在小巷里吃到酸奶和羊肠,又徒步走到了有名的五一夜市
,要上清真的韩式烧烤、烤肉,美美饱餐了一顿。
回青年旅舍弹奏都塔尔,聆听着周围的人的谈论,一声不吭。来自香港的女孩子Vii在电脑上忙碌着查找火车余票,“去兰州只有站票了!”,Vii焦急的说。
这时我们还不认识,次日她便决定跟我搭车去兰州;爱摄影的英国人在自行车铺买到一辆新车,准备开始新的旅程。“我要骑车去喀什,这样会比较省钱”。原来骑
车只是单纯的为了节约,“自行车——人人可以利用的工具。”我想起骑行者中广为流传的一句话。真是什么人都有!几天前这里有一个香港人买了一头毛驴
,准备骑到喀什
,听说有人在吐鲁番碰见了他。青旅像一个微博一样分享、传播以及获取旅行咨询的平台,这里面的讯息或真或假、或虚或实,面对无限的碎片化信息,所谓的真理只寓于短小精干中。
思绪跳转回红湖边,水雾弥漫,这是七年前让我魂牵梦绕的大学,“比清华大学还好。”迪丽在短信里这样写道。大学的冷漠或许就在于,所谓欢欢喜喜、平平庸
庸、纷纷扰扰、轰轰烈烈,只在四年时限灰飞烟灭,让你体会到人生的无常与短暂,列车的方向是不可逆的,下车的人将永远无法塔上那个时刻的同一辆车。
天公不作美并不是件坏事,我从新疆大学回到旅舍,开始有多余的时间爬格子,回复必要回复的邮件。跟来自智利的佛学博士Maria聊天,她对我说学习佛学是
因为她认为世界需要佛教,“在智利这样的国家,研究佛教的只有三四个人,研究中国佛教的更是少”。太多的使命感我不知道,就像青旅的墙壁上写着:“旅行是
在未知的世界里证明已知”。人生又何尝不是如此。“忙死了,现在在乌鲁木齐,下个星期要赶去台湾。”她不停的抱怨道,“不过我不仅得到智利政府的资助,还
有中国的,虽然不多,但多一份总比少一分好。”
中午的时候天气突然放晴了,我不想再有多余的等待,抱着相机、坐公交再次去了使馆巷,穿梭在人群之中拍照。在移动硬盘事件后我已经好几日不碰相机了,在喀
什的时候,玩自驾的北京男人和看似摄影师的大叔讥笑着说:“我们出门都是带一堆数据卡”,真有钱,我在想。后来我在兰州的夜市又碰到了那个北京男人,在人
群中,他并没有认出我。许多摄影师都有功亏一篑的类似经历,就连有着世界“纪录电影之父”和影视人类学鼻祖之称的罗伯特·弗拉哈迪(Robert Flaherty)
也是如此,他第一次拍摄爱斯基摩人生活的纪录电影的胶片在1916年因火灾烧毁,后来经过四年的重酬资金和长达一年时间的艰苦拍摄,终于于1922年完成他的第一部电影,这部有历史意义的片子名叫《北方的纳努克》(Nanook of the North)
。
一个人旅行有这样的好处,你不需要置身事外的交谈,你的所有交流都是直接与你面对的文明。即便自己再疲劳,对于别人的问题和谈话我都不会置之不理。被拍摄
的维族大叔告诉我他毕业实习的时候去了内地很多的城市,感觉到得到了很多讯息和启发,没有亲身接触永远也不会知道,他给上小学的孩子买了相机,等他长大
了,还要给他买单反。一天中再次路过新疆大学的时候,我转进几家旧书店,买了一本《文化人类学》
和张承志的《张承志文学作品选集——新诗卷》
。在旧书中总会发现这样那样的惊喜,透露着买书人的心思和故事,甚至会发现一个名人赠书签名或是五毛钱纸钞,像藏于《明史》
里的金叶。《新诗卷》书页里眷抄了一首维吾尔族民谣“我想娶一个,娶一个哈萨姑娘/ 我又怕你整天拾牛粪/ 我想娶一个维族姑娘/ 我又怕你整天骑在毛驴儿上/ 我想娶一个,娶一个东干姑娘/ 我又怕你整天想娘家/ 我想娶一个,娶一个汉族姑娘/ 我又怕你整天吃白菜”。
去三屯碑
的路上碰到下铺的香港人凯洲,便一路逛去三屯碑水上乐园边的城中村。在一个小山坡上,有类似喀什的高台民居,不过除了一些有红色编号待拆迁的砖墙外,都是
铁皮和木板搭建的临时房屋,显得破败不堪,年代并不久远。孩子们的眼中充满惊慌和惊奇,趴在木板上做作业的小姑娘,似乎不太喜欢镜头的出现,生气的走开
了。我的赤脚被小孩不小心踢到,指甲盖断裂流了很多血。孩子们没有玩具,只有木棍和石头,山坡的对面是华丽的游乐园,在夕阳下光彩夺目,与这里的一切形成
反差。
乌市分北门
和南门
,有着比喀什更加清晰的族群界限,人类社会总是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分类,构造了我们的身份、文化、“这儿”、“那儿”。一路徒步回青旅,穿过二道桥的维族社区,一次次的回味这些气息:推小车的商贩,忙碌着工作的人们,在路边休息的老人和被晒得长长的影子。穿过市中心的大小西门
,穿着亮丽的年轻人在眼前经过,芳香扑鼻的香水和Bling Bling闪耀的首饰,但我并不留恋这一切。
与凯洲聊他在香港的生活,两岸的年轻人并没有太多的隔阂,更多的是一样的体会,这便是文化人类学讲的共同语言的作用,通过语言
,每个社会中的人们能够共享他们过去和现在的经验、关怀和信念,并把这些东西传给下一代。凯洲今年22岁,还在读专科学校的旅游管理,想考香港科技大学,
对香港学生而言,考大学也并非一件易事,通过层层选拔最终不一定能进到最好的学校。在乌鲁木齐的街道中寻找方向并不容易,我们按图索引绕了一大圈才到了红山
,在红山附近的一家回族拌面店,要上一碗碎肉拌面,这大概是这次旅行在乌鲁木齐吃的最后一餐。
在青旅的许多旅客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故事。找到了一同搭车的人,生于1988年的香港人Vii,男孩性格的她似乎对搭车旅行没有太多的概念,在欧洲睡过好
几个月陌生人的沙发,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沙发客。同屋的韩国情侣卿卿我我,对四周的人视而不见。聂哥去送深圳的朋友,一个参加过越战
并头部中弹的山友,天啊,“他的头部还有弹片”,享受伤残军人火车票半价的优惠,我不禁对他另眼相看。他下一站要去西藏登山,“一年没回家了!”,五个大
背包,每一个背包都沉重得无法举起,“我被罚过一次,超重。”他嘀咕着,“他妈的他是怎么把这些背包运上火车的?”,聂哥郁闷的说道。Maria博士自言
自语:“我感觉自己傻傻的,像是一个本科生,做什么事情都很笨拙。”她每日的功课很努力,阅读与写作占用了她一天中大部分时间,这样勤奋的旅行者在青旅总
会碰上几个。而另外大部分人的旅行被认为是度假,一种脱离现实的放松,有的时候甚至是放纵。
青旅的旅行者用自以为是的认识去解释旅途中看到的一切,我对眼前这一切有些疲倦和反感,只好默不作声。两个年轻的骑行者用理所应当的语气,来描述旅途中所
收到的礼遇,靠别人的好心帮助在一个农场摘了几个番茄来赚取路费,然后用一天的免费午餐作为日后炫耀的资本。我的心情突然有些沉重,在别人眼中的“我”也
是这样吗?人类学家特纳
在《仪式过程》
一书中有关垮掉的一代的描述中写道:他们是十几岁和二十来岁的年轻人之中比较酷的类型,他们没有从全国范围内的通用仪式之中获得益处——他们自主选择从社
会持续之中分离出去,打上地位较低的阶层的烙印。他们的穿着像“流浪汉”,习惯于四处游荡,喜欢乡村风味的音乐,随意接手的工作也是体力劳动。他们强调个
人之间的关系,轻视社会义务,还把性行为看作即时交融的多种形式之一。特纳描述里的这些人现在历历在目。旅行者的经费来源也是千奇百怪,有个人积蓄、遗
产、捐赠、赞助、生意,甚至有偷窃、行骗、赌博等,事实上是如此。昏暗的灯光将眼前的这一切放缓,明天的这里又将搭建新的场景。
“只是你离开茫茫人海,丢不掉我放开你的宿命。”我反复的听着,看着周围的人群抽烟、谈吐、相遇、分离。每个人因为不同的目的漂泊在路上,有着不同的故
事,面对不一样的光影,每个人默契的不追问你的过去,也不许诺将来,像海上行驶的每一艘孤独的船,来自不同的方向,驶向不同的彼岸。再见,乌鲁木齐,我最
后一次用小舌音这样的叫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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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部人类学电影《北方的纳努克》